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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事件一般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胡风事件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胡风事件
胡风事件始末
胡风于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胡风事件对进步文化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胡风事件贡献。同时,胡风事件也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胡风事件文艺派别。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他作为进步作家和朋友,胡风事件1949年邀他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胡风事件解放后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胡风事件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辑委员等职务,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2年文艺界整风,有人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扬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了座谈。胡风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中共中央认为他坚持的错误文艺理论,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有不良影响,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做了转载。胡风不服,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批评进行了反驳。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这个报告曲解了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的原意,说胡风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列举了胡风及其文艺派别五个方面的错误思想,认为胡风给中央的报告和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报告》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也展开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的思想。但这里,党和政府还是把胡风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作序发行全国。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行政干预,直至逮捕入狱。这一切,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消极影响,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因病逝世,终年83岁。他在最后五年中,“给我们写了几十万字,这里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历史的证言。一场悲剧落幕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历史的悲剧……”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
胡风的报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明他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他的建议。同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系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的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胡风以为毛泽东和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认为全面质疑、挑战文学规范的时机已到,便在会议上两次长篇发言,抨击当时文艺界主持者。于是,此次本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在快结束时,将斗争的风向转向胡风。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审阅)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问题单独提出,并作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不久,胡风的《意见书》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主席团将胡风报告其中的二、四两部分专印成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毛泽东也在此时的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一场全国性质的批判运动全面展开。大量报刊发表批判文章,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不久,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上升为“犯罪”。
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舒芜交出的胡风给他的多封信件,立即指示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5月13日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名,公布这些信件,以后又陆续公布一些材料,并集结成书,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出版,在全国开展清查“胡风集团”的运动,1955年5月13日至6月2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中出现了这样的话:
“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
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有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从5月18日到6月8日的20天中,《人民日报》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时还扩印两张共计12版的篇幅刊登表态声讨的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版面上安置《提高警惕 揭露胡风》的大标题。第三批材料公布后,连续一个月类似报导约占15个版面,版面大标题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时大量宣传书籍甚至政治漫画开始在全国范围涌现,宣传机器在全国开动。
官方主流媒体产生的宣传影响是巨大的,文艺界人士也开始纷纷与胡风“划清界限”,1955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所刊巴金《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成为颇具典型的一例,同时检讨会、座谈会纷纷展开。
1952年6月8日,在与其有矛盾的时任文化部长周扬的指示下,《人民日报》转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是肯定的。
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央批发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指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梅志(胡风夫人)也同时被捕。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胡风在狱中绝食,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平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
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来看望胡风,并带来中央文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对于这些被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第二次平反
胡在北京逝世后,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
次年1月初,胡风治丧委员会终于发出讣告,此时距胡风逝世已七个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这便是胡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的平反。
第三次平反
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
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但至5月18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胡风先于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单人关押至北京的秦城监狱,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
多人由于“反革命派别”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根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1955-1956年全国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骨干23人。比较出名的有:路翎、阿垄(亦门)、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梅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怀谷、王戎、化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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